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從“適者生存”到社會理論的複雜演變

深入解讀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探討其核心概念“適者生存”是如何被應用於人類社會，及其在優生學、種族主義等衍生思想中的歷史影響與爭議。了解這一社會進化論的核心觀點、歷史淵源與全球傳播，助力你理解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哲學基礎。

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也稱社會進化論（ Social Evolutionism ），指將達爾文（Darwin）演化論中自然選擇（ Natural Selection ）及適者生存（ 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思想應用於人類社會的一系列社會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通常主張“弱肉強食”的競爭原則，認為強者統治弱者是自然規律。此一思想最早見於英國哲學家兼作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提出的社會文化進化論。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概念界定與核心主張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核心概念認為，達爾文主義，特別是其核心概念——生存競爭所造成的自然淘汰，在人類社會中也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它主張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人類之間的關係。因此，只有適應當前環境的優勝者才能生存，不適應者只能遭受滅亡的命運。

赫伯特·斯賓塞認為，社會與周圍環境之間的協調由能量均衡原則來調節，體現在社會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適應與鬥爭，人類社會只有在這種適應與鬥爭中才能進步。因此，生存競爭構成了社會進化的基本動因。

在實踐應用上，社會達爾文主義曾被人用於支持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 ）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Political Conservatism）。其論點是，個體之間存在所謂的“自然的”不平等。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財產多少被認為與一些優越的內在道德品質相關，如勤勞、節儉等。國家干預因此被認為是乾擾自然過程，而無限制的競爭和維護現狀則符合生物學選擇過程。窮人通常被認為是“不適應環境”者，不應當被援助。

需要明確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於1944 年出版的著作《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因此，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來指稱1944 年前的相關思潮是不確切的，但這種用法已被歷史學界廣泛採用。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特定的政治傾向。它被視為一種社會基模（Social Schema），有的支持者用它說明社會進步的不可避免，也有的支持者認為人類退化不可避免。

理論起源與赫伯特·斯賓塞的學說基礎

在達爾文之前，歐洲思想界就盛行社會進化和文化進化的理論。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如黑格爾（Hegel），就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的思想家如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7 世紀的著作《自然狀態》中，也已提出了對自然資源的競爭。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其他社會變革理論的區別在於，它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應用於社會研究之中。然而，社會達爾文主義與達爾文本人的著作是有區別的。達爾文雖然強調自然對人類發展的影響高於超自然影響，認為人類受生物學法則約束，但他也相信“社會本能”（如“憐憫”和“道德情感”）也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這些進化結果能增強他們所在的社會。因此，達爾文確實相信社會現像也是由自然選擇塑造的。

斯賓塞的進化進步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要思想家包括赫伯特·斯賓塞、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和弗朗西斯·蓋爾頓（Francis Galton）等。

斯賓塞的“進化進步主義”思想實際上早於達爾文。他的重要著作《進步：法則和原因》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早兩年出版。斯賓塞認為，個人而非集體才是進化的基本單位，自然選擇產生的進化不僅表現在生物學，而且也發生在社會領域。社會進化是指社會有機體在適應外部環境的過程中，其內部的功能和結構所發生的變化。

相對於達爾文側重於種群的或然論（Probabilism），斯賓塞的理論採用決定論（Determinism）和進步終極論（Progressive Teleology）。斯賓塞引入了社會進步的概念——即進化後新的社會形態總是比以前的要好。

馬爾薩斯與競爭思想的淵源

斯賓塞的著作繼續了馬爾薩斯的主旨。馬爾薩斯在1798 年出版的《人口學原理》中認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早晚會導致糧食供不應求，最弱者就會因此而餓死。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將馬爾薩斯視為先驅，認為慈善事業只會使社會問題更為惡化。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個簡化觀點是，人必須為了在未來能夠生存而競爭。多數20 世紀早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雖然支持改善勞動條件和提高工資，但目的是賦予窮人養活自己的機會，使能夠自足者勝過那些因懶惰、軟弱或劣等而貧窮的人。

衍生思想與復雜關聯

社會達爾文主義曾被其擁護者用來為權威主義、優生學（Eugenics）、種族主義（Racism）、帝國主義（Imperialism）及法西斯主義（Fascism）正名。這些理論的衍生與應用體現了該思潮的複雜性和爭議性。

優生學與遺傳決定論

對達爾文生物學觀點的另一種社會解讀是優生學。該理論由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發展起來。

高爾頓認為，人的生理特徵明顯地世代相傳，因此，人的腦力品質（天才和天賦）也是如此。他提出社會應該對遺傳有一個清醒的決定，即：避免“不適”人群的過量繁殖以及“適應”人群的不足繁殖。他擔心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和瘋人院等機構允許“劣等”人生存，並讓他們的增長水平超過社會中的“優等”人，若不糾正，社會將被“劣等”人所充斥。

不過，無論是達爾文還是高爾頓，他們本人在政治上都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強制性優生政策。

在德國，社會達爾文主義在19 世紀末通過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的著作廣泛流傳。他構造了一種自然現象與神秘主義的大雜燴，這催生了“一元論者聯盟”，該聯盟主張進行優生改革，最終成為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zi Party）的源泉之一。

種族主義與侵略性理論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種族優越和競爭思想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密切關聯。社會達爾文主義曾被用於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作哲學上的辯護，特別用於支持盎格魯-撒克遜人或者雅利安人在文化和生物學上的優越性。

基於基因分岔和自然選擇理論，當時流行的看法認為，北歐的日耳曼人（Germans）是優等人種，因為他們在寒冷氣候中進化，被迫發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現今時代表現為熱衷於擴張和冒險。白種人（Caucasians）被看作是最偉大的人種，因為他們具有優越感和征服欲。

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觀念認為，一個種族為了生存必須具備侵略性（ Aggressiveness ）。白人曾在有些地方征服野蠻人，在另一些地方則乾脆將其滅絕，這被一些人視為符合“適者生存”的觀點。這些思想得到當時包括著名生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在內的許多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的支持。

思想流傳與全球影響

儘管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在社會和政治思想史上佔有重要位置，但它在今天已經不再時髦，鮮有人再自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歐洲的影響

社會達爾文主義曾在歐洲的一些社會圈子裡廣泛流傳，特別是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德國知識分子之間。哲學家尼采（Nietzsche）創造了“超人” （Übermensch）這個概念。

在國際政治上，各國帝國之間的競爭助長了軍事化和對世界的殖民勢力範圍劃分。當時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解讀更側重於物種間的競爭而非合作。社會達爾文主義可能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納粹德國（ Nazi Germany ）的領土擴張和種族滅絕政策有重要影響。

美國的發展

斯賓塞的思想在1870 年代的鍍金時代（ Gilded Age ）美國不可思議地流行。威廉·薩姆納（William Sumner）和約翰·伯格斯（John Burgess）等美國學者在斯賓塞和達爾文的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薩姆納曾在論文中闡述了人類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生存鬥爭。作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也通過小說表達了自己對該思想的理解。

然而，大部分美國商業巨頭拒絕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中暗含的反博愛主張。近代美國的資本巨頭如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往往同時是慈善家。卡耐基雖仰慕斯賓塞，但他同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慈善家，並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

批評與爭議解析

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歷史上曾啟發了許多種族滅絕製造者，如亞美尼亞種族滅絕（Armenian Genocide）及納粹大屠殺（The Holocaust），這使得它面臨廣泛的批評和爭議。

西方社會的左派（Liberal/Left）批評保守派（Conservative）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辯護。對它的批評還被擴展到其他與之相似的政治理論或者科學理論，例如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不少人簡單地使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來反對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Universal Morality）和利他主義（Altruism）。

政治立場的複雜性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爭議點在於其政治立場的複雜性。它本身並不必然產生特定的政治立場。雖然它常被與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相提並論，但一些20 世紀前的極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反而要求一個強勢政府來積極干預經濟和社會以便掃除掉劣等人。他們並不相信市場能起到這個淘汰作用。

主張“自由放任”的著名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他的《人類行為》一書中論證說，社會達爾文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原則是相矛盾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關鍵在於論證社會意義上的“適者生存”是一種自然過程，而通過慈善事業進行校正是反自然且低效的。因此，成功或失敗被歸因於自然性狀。其實，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些相關的社會理論的薈萃，正如同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是一些密切聯繫的哲學思想的總稱，而不是一種單獨的哲學。

結語：超越競爭，探索你的政治光譜(Political Spectrum)

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作為一種極具爭議性的社會理論，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社會中關於競爭、優劣和資源分配的殘酷歷史與復雜思辨。儘管其作為一種公認的意識形態已不再流行，但它所衍生的關於“適者生存”應用於人類社會的討論，至今仍在影響著自由主義（Liberalism） 、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乃至各種極端政治思想的底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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