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 8values 政治测试意识形态解读

深入解读“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这一重要的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从其起源、核心主张、历史演变到当代影响，助您全面理解其在 8values 测试中的定位及其对全球政治格局的塑造。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在字面意义上即为“新保守派”，其中“Neo”源自希腊语“新”，而“conservatism”则指政治上的右翼立场。这个术语最初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被用作贬义词，由其前左翼同志创造，意在嘲讽那些政治观点向右转的前自由主义者或前共产主义者。然而，新保守派后来却欣然接受了这个称谓，并将其视为荣誉的标志。

理解新保守主义并非易事，因为它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连贯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更像是一种“说服力”或“世界观”，其内涵随着时间推移和历史背景的变迁而不断演进。正如其“教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所言，新保守主义者是“被现实猛击的自由主义者”。它结合了传统保守主义的某些特征、政治个人主义以及对自由市场的有条件认可。

新保守主义的起源与思想演变

新保守主义的滥觞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纽约市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政治左派的活跃分子，其中许多人甚至是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他们对以下几点感到极度幻灭，从而逐渐转向保守阵营：

对新左派和反文化的厌恶：他们强烈反对 1960 年代的激进左翼运动、反文化潮流及其对权威、习俗和传统的敌意。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认为，对反文化的厌恶是许多人转向新保守主义的单一最大因素。他们尤其反感学生运动中日益增长的浪漫激进主义，认为这会导致负面结果。
对自由主义政策的失望：他们对林登·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计划（旨在消除贫困和犯罪）感到不满，认为这些善意的社会项目未能降低犯罪率，反而导致了城市混乱、教育标准下滑和福利依赖阶层的产生。
对平权行动的反对：新保守主义者起初支持民权运动，但后来反对“肯定性行动”或平权法案，认为这些政策对少数族裔给予优惠待遇，破坏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对犹太裔等在考试中具有优势的群体尤其不利。
对民主党外交政策的质疑：他们对民主党日益增长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对苏联的缓和态度以及越南战争后的孤立主义倾向感到担忧。
对传统价值观的坚持：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对 1960 年代兴起的道德相对主义感到恐惧和厌恶，认为社会正变得不道德、迷失方向和堕落。他们强调宗教、家庭和法律秩序等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

欧文·克里斯托被广泛认为是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教父”。其他重要人物包括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后来担任美国参议员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评论》杂志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以及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

早期新保守主义者的关注点更多在于国内问题，例如通过社会科学研究重新审视“伟大社会”计划和福利国家。然而，外交政策议题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1967 年的六日战争（Six-Day War）对许多犹太裔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他们支持以色列，并重新思考美国力量在世界上的角色。这场战争以及随后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使得新保守主义在反共、强化军事力量和捍卫民主盟友等外交政策立场上逐渐成形。

新保守主义的“三代”演变：从冷战到“单极时刻”

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由三代或三个“家庭”组成的连续过程，每一代都有其独特的关注点和演变轨迹。

第一代：原始新保守主义者与国内议题

这批知识分子主要围绕《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和《评论》（Commentary）杂志汇集。他们起初仍然是自由主义者，但反对当时自由主义内部出现的左倾倾向，尤其是在国内政策方面，对社会工程的局限性和激进平等主义的危险性提出警告。

第二代：“斯库普·杰克逊民主党人”与冷战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赢得 1972 年民主党总统提名，新左派对民主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促使了一批传统民主党人（许多是前社会主义者或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强烈反弹，他们被称为“斯库普·杰克逊民主党人”（Scoop Jackson Democrats）。他们支持国内的进步政策（如新政时期的社会项目），但在外交上坚决反共，主张捍卫人权和民主国家（包括以色列），并强化美国军事力量。

这批人批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过于软弱。他们的观点后来深刻影响了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里根政府中担任中下层职务，推动了“里根主义”、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成立、对苏联“邪恶帝国”的谴责以及军事力量的建设。然而，他们最终因对里根对苏政策的某些方面感到失望而与其决裂。

第三代：冷战后“新保守派”与“单极时刻”

随着 1989 年冷战结束，许多人一度认为新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寿终正寝”。然而，一个新生的、更年轻的新保守主义世代却在 1990 年代中期崛起。这批人与前两代不同，他们大多从未是民主党人或自由主义者，而是坚定地扎根于共和党内部。

他们致力于解决冷战后世界的问题，并坚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启了“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这个词由著名新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提出。他们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致力于维护并尽可能延长这个“单极时刻”。

在这一时期，他们积极游说克林顿政府，呼吁采取更强硬的对外政策，包括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对伊拉克的政权更迭。他们坚信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必须下台，因为他挑战了美国在中东（一个因能源储备而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地区）的权力。1998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案》（Iraq Liberation Act），将推翻伊拉克政权正式定为美国政府政策，新保守主义者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主要阵地包括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于 1995 年创办的《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以及新美国世纪项目（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

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与政策主张

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核心要素超越了单纯的对外强硬立场。它在国内外政策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念体系。

外交政策的“五大支柱”

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坚信美国应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塑造国际秩序，而非退缩。如果美国不主动塑造，其他大国可能会以不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来塑造世界秩序。
霸权主义/优势地位（Primacy）：认为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对美国和世界都有益，因此必须予以维护和加强。
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对国际机构（如联合国）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们效率低下，常被独裁政权利用。美国应保留自由行动的能力，不受不必要的条约或国际法约束。
军事主义（Militarism）：强调军事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关键作用，主张保持高水平的国防开支，并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以应对全球责任。
民主推广（Democracy Promotion）：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不仅是道义上的正确选择，也是战略上的明智之举。因为民主国家倾向于对美国更友好，且更少对邻国采取好战行动。

国内政策倾向

新保守主义的国内政策立场也十分鲜明：

经济政策：主张自由市场和减税，强调经济增长。他们对预算赤字持较为宽松的态度，认为如果能带来长期经济增长，这是可以接受的妥协。
福利国家：不反对所有政府干预，但对福利国家的过度扩张持怀疑态度，反对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认为这些计划可能导致依赖性并削弱个人主动性。
法律与秩序和传统价值观：强调法律与秩序，维护宗教、家庭等传统文化价值观。他们认为一个健康的民主文化需要国家积极参与维护。他们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认为这些趋势可能损害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凝聚力。
移民政策：通常对移民政策持保守态度，强调文化认同的单一性。

新保守主义与以色列：一个核心支柱

支持以色列是新保守主义世界观的一个核心支柱。这种倾向在 1967 年六日战争后尤为显著，当时许多犹太裔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评估对美国力量的看法，并坚信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堡垒，其生存受到阿拉伯邻国的严重威胁。

一些批评者认为新保守主义者的政策优先以色列利益，甚至将其与“犹太阴谋论”联系起来。然而，许多非犹太裔新保守主义者也持相似立场，且新保守主义者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顺从以色列政府的所有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和以色列都具有道德上的特殊性，不应受国际规范或机构的束缚，而应保持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应对威胁。

新保守主义与其他保守主义流派的对比

新保守主义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其与其他保守主义流派的异同中。

与传统保守主义（Traditional Conservatism）

经济与社会：传统保守主义通常强调小政府、低税收和自由市场，注重宗教、家庭和个人奋斗的价值。新保守主义在这些方面有重叠，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影响更为警惕，认为其可能破坏传统。
外交：在反共产主义上，两者有所共同。然而，传统保守主义在外交上更倾向于“现实政治”（Realpolitik）和“不干涉主义”，而新保守主义则更具干预性，主张通过武力推广民主。新保守主义对国家规模的扩张不那么警惕，甚至认为为了国家利益和世界秩序，政府规模可以扩大。

与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

旧保守主义者是更传统的保守派，他们倾向于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反对中东战争，关注地方主义。他们还反对开放边境和 LGBTQ+议程，并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旧保守主义者将新保守主义者视为“冒名顶替者”，甚至是“叛变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指责他们追求“乌托邦式的永久革命”。

与民族主义保守派（Nationalist Conservatives / America First）

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兰德·保罗（Rand Paul）和泰德·克鲁兹（Ted Cruz）为代表的新一代保守派对新保守主义持怀疑态度。他们主张“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减少海外军事干预，将重点放在美国本土利益和边境安全上，而非乌克兰等外国边境。尽管如此，他们在经济民族主义（如贸易保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如反对非法移民和多元文化）方面与新保守主义存在重叠。

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经济理念：两者都支持资本主义，但新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和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更持怀疑态度。新自由主义更倾向于将社会问题视为经济问题，并可能通过国家再分配来解决。
国家作用：新保守主义者对预算赤字和政府干预并不像哈耶克那样警惕，认为在必要时，政府干预和预算赤字可以捍卫民主。
外交政策：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通常强调通过贸易和外交互联互通来减少冲突和促进繁荣，而非单纯的武力。然而，在某些历史时期，例如克林顿政府后期，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也曾被新自由主义政府所采纳。

新保守主义的批判与争议

新保守主义在政治舞台上一直伴随着激烈的批判和争议：

好战与干预主义：批评者常将新保守主义描述为“好战分子”（war hawks），倾向于将军事力量作为首选，而非最后手段，干预他国内政。
伊拉克战争的失败：2003 年伊拉克战争被广泛认为是新保守主义政策的灾难性失败，其“理想主义的军事干预”和对民主推广的乐观预期，导致了战后的混乱和旷日持久的冲突。许多批评者认为，新保守主义者对民主输出的后果缺乏足够的预见，其宏大的社会工程抱负最终带来了灾难。
操纵情报：有指控称，新保守主义者在伊拉克战争前操纵情报，以支持其政权更迭的政策。
蔑视国际机构：新保守主义者因蔑视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并倾向于单边行动而受到批评。
“托洛茨基主义”指控：一些批评者认为，由于新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中包含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其思想中保留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某些特征，例如相信历史可以通过权力和意志来推动，甚至将其与列宁主义相提并论。然而，新保守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立场与列宁主义的核心信念相矛盾。
帝国主义与隐秘议程：约翰·麦戈文（John McGowan）等学者认为，新保守主义旨在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美利坚帝国”，但由于其与美国的反帝国主义传统相悖，因此其真正目标在公开场合“不敢言其名”。
以色列利益的优先：关于以色列在政策中的优先地位，以及某些政策是否为以色列利益服务，是新保守主义长期面临的争议之一。

新保守主义的当代现状与未来走向

尽管在伊拉克战争后，新保守主义的“理想主义军事干预”受到了广泛质疑，许多人认为它已经衰落，但它仍然作为美国政治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存在。

融入主流：新保守主义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了美国主流保守主义和共和党。虽然它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单一的统一议题，但对侵略性美国外交政策的信仰依然存在。
影响力下降与党内冲突：自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和唐纳德·特朗普崛起以来，新保守主义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反对特朗普，甚至在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选择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因为她的外交政策观点更符合他们的军事干预主义立场。
在政府中的角色：尽管特朗普在 2024 年赢得大选后提名了一些曾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家进入内阁，但观察家认为这些人的立场已经转变为“美国优先”，意味着新保守主义者在共和党内可能已被边缘化。然而，维多利亚·努兰（Victoria Nuland）等新保守派人物在奥巴马和拜登政府中仍担任要职，显示其在外交政策领域持续的影响力。

展望未来，新保守主义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应对预算限制，以及共和党内部日益增长的自由意志主义派别和民族主义保守派的反对。尽管如此，由于其坚定的世界观、在智库和媒体中的影响力，以及其理念的适应性，新保守主义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美国外交政策辩论中的一个重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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