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 8values 政治測試意識形態解讀

深入解讀“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這一重要的美國政治意識形態，從其起源、核心主張、歷史演變到當代影響，助您全面理解其在8values 測試中的定位及其對全球政治格局的塑造。

“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在字面意義上即為“新保守派”，其中“Neo”源自希臘語“新”，而“conservatism”則指政治上的右翼立場。這個術語最初在20 世紀70 年代早期被用作貶義詞，由其前左翼同志創造，意在嘲諷那些政治觀點向右轉的前自由主義者或前共產主義者。然而，新保守派後來卻欣然接受了這個稱謂，並將其視為榮譽的標誌。

理解新保守主義並非易事，因為它並非一個固定不變的、連貫的政治意識形態，而更像是一種“說服力”或“世界觀”，其內涵隨著時間推移和歷史背景的變遷而不斷演進。正如其“教父”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所言，新保守主義者是“被現實猛擊的自由主義者”。它結合了傳統保守主義的某些特徵、政治個人主義以及對自由市場的有條件認可。

新保守主義的起源與思想演變

新保守主義的濫觴可以追溯到20 世紀30 年代紐約市的一群知識分子，他們最初是政治左派的活躍分子，其中許多人甚至是前托洛茨基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然而，在20 世紀60 年代至70 年代，他們對以下幾點感到極度幻滅，從而逐漸轉向保守陣營：

對新左派和反文化的厭惡：他們強烈反對1960 年代的激進左翼運動、反文化潮流及其對權威、習俗和傳統的敵意。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認為，對反文化的厭惡是許多人轉向新保守主義的單一最大因素。他們尤其反感學生運動中日益增長的浪漫激進主義，認為這會導致負面結果。
對自由主義政策的失望：他們對林登·約翰遜政府的“偉大社會”計劃（旨在消除貧困和犯罪）感到不滿，認為這些善意的社會項目未能降低犯罪率，反而導致了城市混亂、教育標準下滑和福利依賴階層的產生。
對平權行動的反對：新保守主義者起初支持民權運動，但後來反對“肯定性行動”或平權法案，認為這些政策對少數族裔給予優惠待遇，破壞了平等競爭的機會，對猶太裔等在考試中具有優勢的群體尤其不利。
對民主黨外交政策的質疑：他們對民主黨日益增長的和平主義外交政策、對蘇聯的緩和態度以及越南戰爭後的孤立主義傾向感到擔憂。
對傳統價值觀的堅持：許多新保守主義者對1960 年代興起的道德相對主義感到恐懼和厭惡，認為社會正變得不道德、迷失方向和墮落。他們強調宗教、家庭和法律秩序等傳統價值觀的重要性。

歐文·克里斯托被廣泛認為是新保守主義的思想“教父”。其他重要人物包括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後來擔任美國參議員的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 ）、《評論》雜誌主編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 ）以及聯合國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 ）。

早期新保守主義者的關注點更多在於國內問題，例如通過社會科學研究重新審視“偉大社會”計劃和福利國家。然而，外交政策議題很快佔據了主導地位。 1967 年的六日戰爭（ Six-Day War ）對許多猶太裔知識分子產生了深遠影響，促使他們支持以色列，並重新思考美國力量在世界上的角色。這場戰爭以及隨後對蘇聯威脅的擔憂，使得新保守主義在反共、強化軍事力量和捍衛民主盟友等外交政策立場上逐漸成形。

新保守主義的“三代”演變：從冷戰到“單極時刻”

新保守主義的歷史可以被視為一個由三代或三個“家庭”組成的連續過程，每一代都有其獨特的關注點和演變軌跡。

第一代：原始新保守主義者與國內議題

這批知識分子主要圍繞《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和《評論》（Commentary）雜誌匯集。他們起初仍然是自由主義者，但反對當時自由主義內部出現的左傾傾向，尤其是在國內政策方面，對社會工程的局限性和激進平等主義的危險性提出警告。

第二代：“斯庫普·傑克遜民主黨人”與冷戰

20 世紀70 年代，隨著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贏得1972 年民主黨總統提名，新左派對民主黨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這促使了一批傳統民主黨人（許多是前社會主義者或託洛茨基主義者）的強烈反彈，他們被稱為“斯庫普·傑克遜民主黨人”（Scoop Jackson Democrats）。他們支持國內的進步政策（如新政時期的社會項目），但在外交上堅決反共，主張捍衛人權和民主國家（包括以色列），並強化美國軍事力量。

這批人批評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緩和政策過於軟弱。他們的觀點後來深刻影響了裡根政府的外交政策，許多人在裡根政府中擔任中下層職務，推動了“裡根主義”、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成立、對蘇聯“邪惡帝國”的譴責以及軍事力量的建設。然而，他們最終因對裡根對蘇政策的某些方面感到失望而與其決裂。

第三代：冷戰後“新保守派”與“單極時刻”

隨著1989 年冷戰結束，許多人一度認為新保守主義運動已經“壽終正寢”。然而，一個新生的、更年輕的新保守主義世代卻在1990 年代中期崛起。這批人與前兩代不同，他們大多從未是民主黨人或自由主義者，而是堅定地紮根於共和黨內部。

他們致力於解決冷戰後世界的問題，並堅信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開啟了“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這個詞由著名新保守派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提出。他們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該致力於維護並儘可能延長這個“單極時刻”。

在這一時期，他們積極遊說克林頓政府，呼籲採取更強硬的對外政策，包括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和對伊拉克的政權更迭。他們堅信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必須下台，因為他挑戰了美國在中東（一個因能源儲備而具有重要地緣政治意義的地區）的權力。 1998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伊拉克解放法案》（Iraq Liberation Act），將推翻伊拉克政權正式定為美國政府政策，新保守主義者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的主要陣地包括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於1995 年創辦的《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以及新美國世紀項目（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 。

新保守主義的核心原則與政策主張

新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其核心要素超越了單純的對外強硬立場。它在國內外政策上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理念體系。

外交政策的“五大支柱”

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 ：堅信美國應積極參與全球事務，塑造國際秩序，而非退縮。如果美國不主動塑造，其他大國可能會以不利於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方式來塑造世界秩序。
霸權主義/優勢地位（Primacy） ：認為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對美國和世界都有益，因此必須予以維護和加強。
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 ：對國際機構（如聯合國）持懷疑態度，認為它們效率低下，常被獨裁政權利用。美國應保留自由行動的能力，不受不必要的條約或國際法約束。
軍事主義（Militarism） ：強調軍事力量在國際事務中的關鍵作用，主張保持高水平的國防開支，並隨時準備使用武力以應對全球責任。
民主推廣（Democracy Promotion） ：認為在全球範圍內推廣民主不僅是道義上的正確選擇，也是戰略上的明智之舉。因為民主國家傾向於對美國更友好，且更少對鄰國採取好戰行動。

國內政策傾向

新保守主義的國內政策立場也十分鮮明：

經濟政策：主張自由市場和減稅，強調經濟增長。他們對預算赤字持較為寬鬆的態度，認為如果能帶來長期經濟增長，這是可以接受的妥協。
福利國家：不反對所有政府乾預，但對福利國家的過度擴張持懷疑態度，反對自上而下的社會工程，認為這些計劃可能導致依賴性並削弱個人主動性。
法律與秩序和傳統價值觀：強調法律與秩序，維護宗教、家庭等傳統文化價值觀。他們認為一個健康的民主文化需要國家積極參與維護。他們反對多元文化主義和政治正確，認為這些趨勢可能損害國家的傳統文化和凝聚力。
移民政策：通常對移民政策持保守態度，強調文化認同的單一性。

新保守主義與以色列：一個核心支柱

支持以色列是新保守主義世界觀的一個核心支柱。這種傾向在1967 年六日戰爭後尤為顯著，當時許多猶太裔知識分子開始重新評估對美國力量的看法，並堅信以色列作為一個民主堡壘，其生存受到阿拉伯鄰國的嚴重威脅。

一些批評者認為新保守主義者的政策優先以色列利益，甚至將其與“猶太陰謀論”聯繫起來。然而，許多非猶太裔新保守主義者也持相似立場，且新保守主義者對以色列的支持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順從以色列政府的所有政策。他們認為，美國和以色列都具有道德上的特殊性，不應受國際規範或機構的束縛，而應保持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來應對威脅。

新保守主義與其他保守主義流派的對比

新保守主義的複雜性也體現在其與其他保守主義流派的異同中。

與傳統保守主義（Traditional Conservatism）

經濟與社會：傳統保守主義通常強調小政府、低稅收和自由市場，注重宗教、家庭和個人奮鬥的價值。新保守主義在這些方面有重疊，但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影響更為警惕，認為其可能破壞傳統。
外交：在反共產主義上，兩者有所共同。然而，傳統保守主義在外交上更傾向於“現實政治”（Realpolitik）和“不干涉主義”，而新保守主義則更具干預性，主張通過武力推廣民主。新保守主義對國家規模的擴張不那麼警惕，甚至認為為了國家利益和世界秩序，政府規模可以擴大。

與舊保守主義（Paleoconservatism）

舊保守主義者是更傳統的保守派，他們傾向於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反對中東戰爭，關注地方主義。他們還反對開放邊境和LGBTQ+議程，並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而非自由貿易。舊保守主義者將新保守主義者視為“冒名頂替者”，甚至是“叛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指責他們追求“烏托邦式的永久革命”。

與民族主義保守派（Nationalist Conservatives / America First）

以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蘭德·保羅（Rand Paul）和泰德·克魯茲（Ted Cruz）為代表的新一代保守派對新保守主義持懷疑態度。他們主張“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減少海外軍事干預，將重點放在美國本土利益和邊境安全上，而非烏克蘭等外國邊境。儘管如此，他們在經濟民族主義（如貿易保護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如反對非法移民和多元文化）方面與新保守主義存在重疊。

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經濟理念：兩者都支持資本主義，但新保守主義對資本主義可能導致的社會問題和對傳統文化的破壞更持懷疑態度。新自由主義更傾向於將社會問題視為經濟問題，並可能通過國家再分配來解決。
國家作用：新保守主義者對預算赤字和政府乾預並不像哈耶克那樣警惕，認為在必要時，政府乾預和預算赤字可以捍衛民主。
外交政策：新自由主義外交政策通常強調通過貿易和外交互聯互通來減少衝突和促進繁榮，而非單純的武力。然而，在某些歷史時期，例如克林頓政府後期，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目標也曾被新自由主義政府所採納。

新保守主義的批判與爭議

新保守主義在政治舞台上一直伴隨著激烈的批判和爭議：

好戰與乾預主義：批評者常將新保守主義描述為“好戰分子”（war hawks），傾向於將軍事力量作為首選，而非最後手段，干預他國內政。
伊拉克戰爭的失敗：2003 年伊拉克戰爭被廣泛認為是新保守主義政策的災難性失敗，其“理想主義的軍事干預”和對民主推廣的樂觀預期，導致了戰後的混亂和曠日持久的衝突。許多批評者認為，新保守主義者對民主輸出的後果缺乏足夠的預見，其宏大的社會工程抱負最終帶來了災難。
操縱情報：有指控稱，新保守主義者在伊拉克戰爭前操縱情報，以支持其政權更迭的政策。
蔑視國際機構：新保守主義者因蔑視國際機構（特別是聯合國）並傾向於單邊行動而受到批評。
“托洛茨基主義”指控：一些批評者認為，由於新保守主義的創始人中包含前托洛茨基主義者，其思想中保留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某些特徵，例如相信歷史可以通過權力和意志來推動，甚至將其與列寧主義相提並論。然而，新保守主義的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立場與列寧主義的核心信念相矛盾。
帝國主義與隱秘議程：約翰·麥戈文（John McGowan）等學者認為，新保守主義旨在建立一個美國主導的“美利堅帝國”，但由於其與美國的反帝國主義傳統相悖，因此其真正目標在公開場合“不敢言其名”。
以色列利益的優先：關於以色列在政策中的優先地位，以及某些政策是否為以色列利益服務，是新保守主義長期面臨的爭議之一。

新保守主義的當代現狀與未來走向

儘管在伊拉克戰爭後，新保守主義的“理想主義軍事干預”受到了廣泛質疑，許多人認為它已經衰落，但它仍然作為美國政治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存在。

融入主流：新保守主義已經很大程度上融入了美國主流保守主義和共和黨。雖然它不再像過去那樣有單一的統一議題，但對侵略性美國外交政策的信仰依然存在。
影響力下降與黨內衝突：自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和唐納德·特朗普崛起以來，新保守主義在共和黨內的影響力有所下降。許多新保守主義者反對特朗普，甚至在2024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選擇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卡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因為她的外交政策觀點更符合他們的軍事干預主義立場。
在政府中的角色：儘管特朗普在2024 年贏得大選後提名了一些曾被認為是新保守主義者的政治家進入內閣，但觀察家認為這些人的立場已經轉變為“美國優先”，意味著新保守主義者在共和黨內可能已被邊緣化。然而，維多利亞·努蘭（Victoria Nuland）等新保守派人物在奧巴馬和拜登政府中仍擔任要職，顯示其在外交政策領域持續的影響力。

展望未來，新保守主義面臨的挑戰包括如何應對預算限制，以及共和黨內部日益增長的自由意志主義派別和民族主義保守派的反對。儘管如此，由於其堅定的世界觀、在智庫和媒體中的影響力，以及其理念的適應性，新保守主義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是美國外交政策辯論中的一個重要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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