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自由法国的象征与第五共和国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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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 年 11 月 22 日—1970 年 11 月 9 日）是一位法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他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Free French Forces）抗击纳粹德国的侵略而闻名于世。战后，他曾担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1944 年至 1946 年）。1958 年，戴高乐重返政坛，创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Fifth Republic），并成为首任总统，任职至 1969 年辞职。在法国，他通常被尊称为“戴高乐将军”或简称“将军”。

早年教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

戴高乐出生于法国北部省的里尔（Lille），是家中五个孩子中的老三。他成长于一个笃信天主教、爱国且具有传统价值观的家庭。他的父亲亨利·戴高乐（Henri de Gaulle）是一位历史和文学教授，并鼓励孩子进行历史和哲学辩论。他的母亲让娜·马约（Jeanne Maillot）家族则是里尔的富商。他从小就对法国历史，特别是军事战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戴高乐曾在巴黎的斯坦尼斯拉斯学院（Collège Stanislas）接受教育。1909 年，他考入圣西尔军校（Saint-Cyr military academy），并选择了步兵，认为步兵最能直接感受战火的洗礼，具有“军事”味道。1912 年毕业时，他成绩名列第十三，被评为“一个未来的优秀军官”。随后，他回到第 33 步兵团（33rd Infantry Regiment），并在当时的上校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手下服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戴高乐立即参战，并因作战英勇而受到表彰。他在迪南战役（Battle of Dinant）中被膝部中弹受伤，随后在第一次香槟战役（First Battle of Champagne）中左手受伤。1916 年，他在凡尔登战役（Battle of Verdun）中作为连长被刺刀刺伤左大腿，并因毒气昏迷被俘。在战俘营被囚禁的 32 个月里，他五次尝试越狱，但都失败了。在此期间，他通过阅读德文报纸学习德语，并撰写了其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 La Discorde chez l’ennemi ）（1924 年出版），对德国军队内部的派系分裂进行了分析。

两次世界大战间期：装甲战争的倡导者

一战结束后，戴高乐作为志愿者在波兰服役（1919 年至 1921 年），帮助波兰军队与苏联红军作战，表现出色并获得波兰最高军事荣誉英勇十字勋章（Virtuti Militari）。回国后，他在圣西尔军校任讲师，随后进入高等军事学院（École de Guerre）学习。

戴高乐对传统军事学说提出了挑战，特别是他认为坦克和机动性在未来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主张建立一支结合机动能力和毁灭性火力、能够主动出击的机械化职业军队。他于 1934 年出版了著作《建立职业军》（ Vers l’Armée de Métier ）。书中他提议建立一支由 10 万精兵和 3,000 辆坦克组成的精英装甲部队，以弥补法国的人口劣势，并将其视为保卫法国的一把“利剑”。

然而，他的思想在当时法国军事高层中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他们更倾向于依赖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的坚固防御工事，并认为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理论后来被德国的装甲师（panzer units）成功应用，并在 1940 年入侵法国时得到验证。尽管如此，戴高乐的观点得到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等政治家的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自由法国的领导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戴高乐以上校军衔指挥第五集团军的坦克部队。1940 年 5 月德军入侵法国后，他被任命指挥临时组建的第四装甲师（4e Division cuirassée），并在蒙科尔内（Montcornet）和阿布维尔（Abbeville）发动了为数不多的成功反击。1940 年 6 月 1 日，他被晋升为临时准将。

1940 年 6 月 5 日，总理保罗·雷诺任命戴高乐为国防和战争部副国务秘书（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and National Defense），负责协调与英军的行动。当贝当元帅领导的新政府寻求与德国停战时，戴高乐拒绝接受这一屈辱，于 1940 年 6 月 17 日飞往伦敦，拒绝了政府的投降决定。

告法国人民书与流亡政府

1940 年 6 月 18 日，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同意，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了著名的《告法国人民书》（Appeal of 18 June）。他号召法国人民不要气馁，继续抵抗纳粹占领。随后，维希政权（Vichy regime）以叛国罪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

戴高乐组织了自由法国（Free France）运动。1940 年 10 月，他在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宣布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Empire Defense Council），将支持抵抗运动的法属赤道非洲地区纳入麾下。1941 年 9 月，他设立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French National Committee），作为流亡政府的象征。

1943 年 5 月，戴高乐将总部迁至阿尔及尔（Algiers）。尽管最初美国总统罗斯福（Roosevelt）不愿承认戴高乐的领导地位，倾向于支持亨利·吉罗（Henri Giraud）将军，但戴高乐凭借其坚定的个性和政治手腕，最终成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French 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唯一主席。他与法国抵抗运动（French Resistance）紧密合作，并在 1944 年 6 月 3 日成立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巴黎的解放与盟国关系

随着欧洲解放的准备工作加速，戴高乐与盟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紧张。罗斯福曾称其为“学徒独裁者”，并拒绝承认临时政府，直到举行选举。尽管如此，戴高乐成功说服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允许法国军队先进入巴黎。1944 年 8 月 25 日，巴黎获得解放。戴高乐返回巴黎，在市政厅发表讲话，强调法国人民在自身解放中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尽管戴高乐强烈反对，但他仍未被邀请参加雅尔塔和波茨坦等同盟国首脑会议。尽管如此，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坚持下，法国获得了德国的一个战后占领区，并在联合国成立时获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戴高乐在战后初期也与盟国发生摩擦，例如在莱凡特危机（Levant Crisis）中，英国军队迫使法国从叙利亚撤兵，以及在瓦莱达奥斯塔（Val d’Aoste）事件中与美国发生冲突。

战后政治过渡与第一次隐退

1944 年 6 月至 1946 年 1 月，戴高乐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在此期间，他推行了国家指导型经济政策（dirigiste economic policy），包括对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型工业集团（如雷诺）实施国有化，为法国战后长达 30 年的“光荣的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戴高乐主持了对通敌者的“合法清洗”（Épuration légale），将贝当元帅的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

在政治体制上，戴高乐主张建立一个拥有强大行政权力的政府。然而，由于遭到以法国共产党（Communists）为首的左翼政党的反对，他们要求限制总统权力，戴高乐的宪法设想被否决。他认为新的宪法草案将过多权力集中于议会，难以有效治理国家。

1946 年 1 月 20 日，戴高乐突然辞去临时政府主席职务，希望能以战时英雄的身份被民众召回，并获得更大的行政权力。但事与愿违，战后的法国人民尚未感受到他的不可或缺性。

法兰西人民联盟与《战争回忆录》

隐退后，戴高乐于 1947 年 4 月创建了法兰西人民联盟（Rally of the French People, RPF），旨在反对议会制度的党派纷争。尽管该联盟在地方选举中取得成功，但在议会中未能获得足够席位以影响国家政策。1953 年，他逐步退出积极政治活动，隐居于科隆贝双教堂村（Colombey-les-Deux-Églises）的寓所。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战争回忆录》（ War Memoirs ），该书迅速成为现代法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戴高乐曾说：“我毕生对法国抱有一种理念（une certaine idée de la France）”。

东山再起：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

从 1946 年到 1958 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Fourth Republic）因政府更迭频繁（12 年内更换了 24 届内阁）和殖民地问题（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失败而摇摇欲坠。

1958 年 5 月 13 日，阿尔及利亚（Algeria）爆发了殖民地欧洲裔（Pieds-Noirs）的暴动（阿尔及尔暴动，Algiers putsch），以抗议法国政府在处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问题上的软弱。为避免国家陷入内战边缘，总统勒内·科蒂（René Coty）于 5 月 29 日呼吁戴高乐出山。

戴高乐接受了任命，但提出两个前提条件：必须制定新宪法，建立一个强大的总统制；他必须被授予六个月的特别权力。1958 年 6 月 1 日，国民议会投票通过授权戴高乐组建新政府，成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

戴高乐随后主导了宪法改革，由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起草的新宪法获得了 1958 年 9 月 28 日全民公决的压倒性支持（82.6%赞成），标志着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成立。1958 年 12 月，戴高乐以绝对多数优势当选为首任共和国总统，并于 1959 年 1 月 8 日正式就职。

戴高乐主义：独立自主的宏伟政策

戴高乐总统任内致力于实现其“宏伟政策”（politics of grandeur），其核心思想“戴高乐主义”（Gaullism）强调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发展经济以及恢复法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

戴高乐上台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血腥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尽管他因阿尔及利亚危机重返政坛，但他很快采取措施，宣布阿尔及利亚人享有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1962 年 3 月，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签署《埃维昂协议》（Évian Accords），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

这一决定激怒了Pieds-Noirs和军队中的强硬派，导致了多次暗杀戴高乐的尝试。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 1962 年 8 月 22 日，他的雪铁龙 DS 轿车险些在珀蒂-克拉马尔（Petit-Clamart）的机枪伏击中被毁。据称，戴高乐一生中至少遭遇了 30 次暗杀企图。

军事与核力量的独立

戴高乐认为，作为一个大国，法国不应依赖其他国家（如美国）来保障其国家安全和繁荣。他致力于建立独立的核威慑力量（Force de Frappe），并于 1960 年 2 月 13 日，法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第四核大国。

在军事一体化方面，戴高乐奉行独立政策，最终于 1966 年宣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军事指挥机构，但仍保留其成员国地位。

欧洲愿景与外交对抗

戴高乐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a Europe of sovereign nations），反对任何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发展。他致力于修复法德关系，于 1963 年 1 月 22 日与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签署了《爱丽舍条约》（Élysée Treaty），将法德合作确立为欧洲的基石。

他两次（1963 年和 1967 年）否决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申请。他担心英国过于亲美，是美国安插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

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戴高乐试图打破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对立。他提出了“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Europe,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Urals）的大欧洲构想，主张与苏联及其卫星国发展友好关系，以达成“缓和、谅解、合作”。他公开批评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政策。

1967 年 7 月，戴高乐在访问加拿大蒙特利尔时，在市政厅阳台上高呼“自由魁北克万岁！”（Vive le Québec libre!），这一言论被视为支持魁北克独立，引发了加拿大和欧洲的巨大争议，导致他提前结束访问。

五月风暴与最终隐退

戴高乐政府后期，尽管法国经济繁荣，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968 年 5 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和工人总罢工，即“五月风暴”（May 68），政权一度陷入瘫痪，面临政治危机。戴高乐在确保军队支持后，于 5 月 30 日发表了坚定有力的广播讲话，并解散了国民议会，随后他的政党在 6 月的闪电选举中大获全胜。

尽管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戴高乐的个人声望受到挑战。他决定就其提出的参议院改革和地方政府分权化方案举行全民公决。1969 年 4 月 27 日，该提案以 52.4%的反对票被否决。戴高乐忠于自己的承诺，于次日中午（1969 年 4 月 28 日）宣布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

晚年生活、逝世与深远影响

辞职后，戴高乐再次隐居于科隆贝双教堂村的“拉布瓦瑟里”（La Boisserie）寓所，继续撰写其未完成的《希望回忆录》（ Memoirs of Hope ）。他曾将老年描述为“沉船”。

1970 年 11 月 9 日晚，戴高乐在家中突发动脉瘤破裂（aneurysm），猝然逝世，享年 79 岁。他的遗嘱坚持要求葬礼在科隆贝举行，并禁止任何总统或部长参加，只允许家人和“解放战友”（Compagnons de la Libération）出席。他的墓碑上只刻着简单的铭文：“夏尔·戴高乐 1890-1970”。

戴高乐一生中对他的小女儿安娜（Anne，患有唐氏综合症）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安娜于 1948 年去世后，他将她安葬在科隆贝，并决定将她生前的房间改建为“安娜·戴高乐基金会”，以帮助其他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童。

历史评价与戴高乐的遗产

戴高乐在历史学家中被公认为 19 世纪和 20 世纪最伟大的法国领袖之一。他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冷战背景下显得尤为独特。许多法国政治家和政党宣称继承了“戴高乐主义”的衣钵。

他的重要遗产包括：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创立的强总统制保障了法国政治的稳定，避免了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动荡。
独立大国地位：他通过发展核威慑和退出北约军事机构，确保了法国在冷战时期的独立自主地位。
经济振兴：他推行的国家指导政策是法国战后经济奇迹“光荣的三十年”的关键基础。

他的一些预言后来被证明是准确的，例如苏联的解体、德国的统一和“老俄罗斯”的复苏。然而，戴高乐也因其威权主义风格（被批评为“永久政变”）和与盟友的多次冲突而备受争议。他的戴高乐主义（Gaullism）融合了国家主义、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和国家干预主义（Dirigisme）的元素，至今仍是法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将军，法国最大的国际机场被命名为巴黎夏尔·戴高乐国际机场（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法国海军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戴高乐号航空母舰（Charles de Gaulle R91）。此外，巴黎凯旋门前的星形广场也被更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Place Charles de Gaulle）。

戴高乐部分主要著作（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