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敌区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理解政治本质与意识形态的关键视角

什么是友敌区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本文深入探讨卡尔·施密特提出的友敌区分理论，理解其在政治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对政治冲突、集体身份和不同意识形态的认知。通过 8values 政治倾向测试，您将更好地定位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政治思想的长河中，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提出的 友敌区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 是一个极具影响力和争议的概念。Friend-Enemy Distinction 这一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政治行动的本质，并为我们理解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施密特认为，政治领域并非如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可以通过无休止的讨论和妥协来解决所有分歧，而是根植于一种深刻的、存在性的对立——即友与敌的区分。

卡尔·施密特的“政治”核心定义

施密特在其 1932 年的著作《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中，明确指出政治的特定区分在于友与敌之间。这种区分独立于其他领域中常见的对立概念，例如道德领域中的善与恶、美学领域中的美与丑，或是经济领域中的有利与无利。这意味着，一个政治上的敌人不一定在道德上是邪恶的，美学上是丑陋的，或者在经济上是无利的，甚至在商业往来中可能是有利的。然而，这个“他者”或“陌生人”以一种特殊且强烈的方式，在存在层面上与自身群体“不同且异类”，以至于在极端情况下，与他们发生冲突是可能且必然的。

施密特强调，“国家”的概念预设了“政治”的概念。他认为，人类是政治性动物，而政治的本质在于群体组织和决策。这种决策的核心在于区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种区分并非私人恩怨或个人喜好，而是集体认同和群体生存的关键。政治行动和动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这种友敌关系。

友敌区分与主权决策

在施密特的 友敌区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 理论中，主权（Sovereignty）扮演着核心角色。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主权者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这意味着，当常规法律和秩序无法应对紧急情况时，主权者有权采取非常规措施，甚至暂停法律，以维护国家的生存。

友敌区分正是主权者行使这一权力的关键机制。主权者通过决定谁是国家的敌人，从而确立政治的边界和方向。这种决定关乎一个群体生存方式的否定，因此必须被抵制或与之斗争以维护自身的存在形式。在施密特看来，国家是唯一能够决定战争并因此处置人民生命的实体。这种权力赋予国家在内部维持和平与安全，并建立正常秩序的先决条件。

自由主义的挑战与施密特的批判

施密特对自由主义（Liberalism）持严厉批判态度。他认为，自由主义过度关注程序、规范、共识和妥协，试图将政治冲突“中立化”或“去政治化”。施密特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掩盖了政治的根本对抗性，并削弱了一个国家应对内外威胁的能力。他指出，自由主义对讨论和谈判的承诺，旨在无限期地推迟决定，从而避免真正的政治斗争。

然而，施密特坚信，政治生活本质上是斗争的领域，友敌区分是其核心。自由主义试图将敌人转化为经济竞争者或思想对手，这未能认识到国家作为最终权威的核心地位。这种“中立化”的尝试，在施密特看来，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最终会导致政治虚无主义，使人类失去其政治本质。

公敌与私敌：界限的划分

为了更清晰地阐明 友敌区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 理论，施密特对“敌人”进行了进一步区分：公敌（hostis）与私敌（inimicus）。公敌是指威胁一个群体生存方式的政治性敌人，而私敌则是个人的对手或仇人。

施密特认为，基督教中“爱你的敌人”这一诫命，指的是爱个人的私敌，而非公共的政治敌人。他指出，在一千多年基督教与穆斯林的斗争中，基督徒从未因爱撒拉逊人或土耳其人而放弃保卫欧洲。这一区分对于理解基督教政治观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威胁自身生存方式的敌人时，积极对抗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自我保护，也是对自身群体的一种深刻的爱。

友敌区分的当代回响

尽管卡尔·施密特因其与纳粹党的关联而备受争议，他的 友敌区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 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在当今世界，政治极化加剧，身份政治盛行，以及全球恐怖主义等非对称战争形式的出现，都使得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政治话语的中心。

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在数字基础设施、极化媒体生态系统以及民族政治认同复苏的时代，友敌区分的逻辑并未消失，而是以新的政治语法重新呈现。社交媒体上的群体认同往往通过“反对谁”来构建。平台权力甚至取代了传统主权者的角色，通过内容审核等方式定义谁可以参与公共讨论，谁被排除在外，从而划定“友”与“敌”的界限。

道德与伦理的考量

然而，友敌区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 理论也面临着深刻的道德和伦理挑战。批评者指出，施密特的理论在功能上是无神论的，因为它忽视了上帝在政治事务中的相关性，并将国家主权置于绝对地位，从而否定了上帝对所有国家和人类心灵的最终权威。

此外，施密特将政治领域与伦理领域分离，认为政治敌人不一定需要道德上的邪恶，只需在存在层面上“不同且异类”即可。这与基督教义中通过惩恶扬善来确立政治权威的观念相冲突。古希腊思想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然也认识到友敌关系，但他们将这种区分建立在美德（如正义、勇气、智慧和节制）的基础之上，而非仅仅是存在性的差异。

另有观点认为，施密特的二分法过于简单化，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自由主义虽然不完美，但至少提供了对话、谈判、妥协和同情的机会，允许个体在复杂情境中寻求更优雅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