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敵區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理解政治本質與意識形態的關鍵視角

什麼是友敵區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本文深入探討卡爾·施密特提出的友敵區分理論，理解其在政治理論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如何影響我們對政治衝突、集體身份和不同意識形態的認知。通過8values 政治傾向測試，您將更好地定位自己的政治立場。

在政治思想的長河中，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提出的友敵區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是一個極具影響力和爭議的概念。 Friend-Enemy Distinction 這一理論深刻地揭示了政治行動的本質，並為我們理解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衝突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施密特認為，政治領域並非如自由主義所設想的那樣，可以通過無休止的討論和妥協來解決所有分歧，而是根植於一種深刻的、存在性的對立——即友與敵的區分。

卡爾·施密特的“政治”核心定義

施密特在其1932 年的著作《政治的概念》（_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_）中，明確指出政治的特定區分在於友與敵之間。這種區分獨立於其他領域中常見的對立概念，例如道德領域中的善與惡、美學領域中的美與醜，或是經濟領域中的有利與無利。這意味著，一個政治上的敵人不一定在道德上是邪惡的，美學上是醜陋的，或者在經濟上是無利的，甚至在商業往來中可能是有利的。然而，這個“他者”或“陌生人”以一種特殊且強烈的方式，在存在層面上與自身群體“不同且異類”，以至於在極端情況下，與他們發生衝突是可能且必然的。

施密特強調，“國家”的概念預設了“政治”的概念。他認為，人類是政治性動物，而政治的本質在於群體組織和決策。這種決策的核心在於區分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種區分並非私人恩怨或個人喜好，而是集體認同和群體生存的關鍵。政治行動和動機最終都可以歸結為這種友敵關係。

友敵區分與主權決策

在施密特的友敵區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理論中，主權（Sovereignty）扮演著核心角色。他提出了著名的論斷：“主權者是決定例外狀態的人”。這意味著，當常規法律和秩序無法應對緊急情況時，主權者有權採取非常規措施，甚至暫停法律，以維護國家的生存。

友敵區分正是主權者行使這一權力的關鍵機制。主權者通過決定誰是國家的敵人，從而確立政治的邊界和方向。這種決定關乎一個群體生存方式的否定，因此必須被抵製或與之鬥爭以維護自身的存在形式。在施密特看來，國家是唯一能夠決定戰爭並因此處置人民生命的實體。這種權力賦予國家在內部維持和平與安全，並建立正常秩序的先決條件。

自由主義的挑戰與施密特的批判

施密特對自由主義（Liberalism）持嚴厲批判態度。他認為，自由主義過度關注程序、規範、共識和妥協，試圖將政治衝突“中立化”或“去政治化”。施密特認為，這種做法實際上掩蓋了政治的根本對抗性，並削弱了一個國家應對內外威脅的能力。他指出，自由主義對討論和談判的承諾，旨在無限期地推遲決定，從而避免真正的政治鬥爭。

然而，施密特堅信，政治生活本質上是鬥爭的領域，友敵區分是其核心。自由主義試圖將敵人轉化為經濟競爭者或思想對手，這未能認識到國家作為最終權威的核心地位。這種“中立化”的嘗試，在施密特看來，不僅是不現實的，而且最終會導致政治虛無主義，使人類失去其政治本質。

公敵與私敵：界限的劃分

為了更清晰地闡明友敵區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理論，施密特對“敵人”進行了進一步區分：公敵（_hostis_）與私敵（_inimicus_） 。公敵是指威脅一個群體生存方式的政治性敵人，而私敵則是個人的對手或仇人。

施密特認為，基督教中“愛你的敵人”這一誡命，指的是愛個人的私敵，而非公共的政治敵人。他指出，在一千多年基督教與穆斯林的鬥爭中，基督徒從未因愛撒拉遜人或土耳其人而放棄保衛歐洲。這一區分對於理解基督教政治觀具有重要意義：面對威脅自身生存方式的敵人時，積極對抗是必要的，這不僅是為了自我保護，也是對自身群體的一種深刻的愛。

友敵區分的當代迴響

儘管卡爾·施密特因其與納粹黨的關聯而備受爭議，他的友敵區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理論在今天仍然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在當今世界，政治極化加劇，身份政治盛行，以及全球恐怖主義等非對稱戰爭形式的出現，都使得這一概念重新回到政治話語的中心。

例如，一些學者認為，在數字基礎設施、極化媒體生態系統以及民族政治認同復甦的時代，友敵區分的邏輯並未消失，而是以新的政治語法重新呈現。社交媒體上的群體認同往往通過“反對誰”來構建。平台權力甚至取代了傳統主權者的角色，通過內容審核等方式定義誰可以參與公共討論，誰被排除在外，從而劃定“友”與“敵”的界限。

道德與倫理的考量

然而，友敵區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理論也面臨著深刻的道德和倫理挑戰。批評者指出，施密特的理論在功能上是無神論的，因為它忽視了上帝在政治事務中的相關性，並將國家主權置於絕對地位，從而否定了上帝對所有國家和人類心靈的最終權威。

此外，施密特將政治領域與倫理領域分離，認為政治敵人不一定需要道德上的邪惡，只需在存在層面上“不同且異類”即可。這與基督教義中通過懲惡揚善來確立政治權威的觀念相衝突。古希臘思想家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雖然也認識到友敵關係，但他們將這種區分建立在美德（如正義、勇氣、智慧和節制）的基礎之上，而非僅僅是存在性的差異。

另有觀點認為，施密特的二分法過於簡單化，忽視了人性的複雜性和矛盾性。自由主義雖然不完美，但至少提供了對話、談判、妥協和同情的機會，允許個體在復雜情境中尋求更優雅的解決方案。